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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士兵到两杠四星_ 第二章 少年时光-

时间:2021-01-13 12:37来源:网络整理 作者:采集侠 点击:
梁祖国小说从士兵到两杠四星 第二章 少年时光在线阅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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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A、“燕王扫北”

    1962年1月29日下午一点多(农历1961年12月24日)在德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,一个婴儿呱呱坠地。这就是我。

    我的出生,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非常大的惊喜。因为我是长子长孙。按我们梁氏家谱“……际、殿、云、朝、尚、安、仁、祖、义、克、大、齐、家、万、事、永、存”来说,我爷爷是“安”字辈的老大,我父亲是“仁”字辈的老大,到了“祖”字辈我又是老大。

    关于我们梁氏家族的历史渊源,还有一段故事呢。

    相传,1399年朱元璋死后,朱允炆以皇室太孙继位,叔叔朱棣对此十分不满。朱允炆感到众藩王兵权过重,势力超过朝廷,听信谋臣之言,撤藩削权。朱棣见诸王被废,自己怕是难以幸免。尤其父死因有“诸王邻国中毋至京师”的遗诏被阻,因而自己未能遂愿,当不上皇帝。第二年其借朝贺改元之机,带着世子公主家眷等亲往京城,探听虚实,以谋对策。

    朱棣的人马,沿驿道经州过府,一日来到禹城石门王村,视如掌上明珠的三公主突发疾病,不日身亡。公主病逝,朱棣心急如焚,十分悲痛,但因形势紧迫(蓄谋夺皇权),只得留下一名亲信和部分人马处理丧事,自己率大队人马匆匆奔京城而去。

    后来,朱棣与建文帝的矛盾公开化,他便率大军起兵反朝廷,向南京进发,路上受到各地正统驻军的阻击和反对。当时人们都认为朱棣谋反不道,称为“叛臣”。禹城当然也不例外,知县杨瓒指示驻军与朱棣军打仗,并挖了公主坟,抛弃弃野。因此,朱棣对禹城痛恨至极。朱棣率军攻破南京,消灭了建文帝,自己夺得了帝位,历史上称此为“靖难之变”。朱棣当皇帝后,便挥师北上血洗了禹城及济南以北各地。历史上称为“燕王扫北”。

    战事平息后,官府下令从陕西大槐树及河北京西、山东诸城等地大量移民到禹城。

    梁氏的先人,就是在那时带着家眷从陕西大槐树迁徙而来,在这片土地上生存、繁衍、耕作。

    作为炎黄的子孙,2012年5月19日,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到陕西黄帝陵寻根。据史料记载:梁姓为“嬴姓伯益之后,也就是说梁氏的始祖叫伯益。秦仲有功,周平王封其少子康于夏阳梁山,定名梁国,国君即康伯,以后称梁伯,公元前641年,秦穆公派兵攻灭梁国。亡国后的梁国子民,大都逃到晋国,以原国名为氏,即梁氏”。

    在当今按人数多少排列,梁姓在全国是第21大姓。

    B、从城市到农村

    孔子曰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。”爷爷是个非常传统的人,当听说生了个孙子后,非常称心如意,就特别高兴地对家人说“这又是一个大哥啊,称心如意,就叫可心吧!”

    1962年的春节过后不久,爷爷就到德州去看他的长孙去了。父亲看到爷爷的一霎那愣住了:爷爷又瘦又黄,浑身浮肿,说话有气无力。他说,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了,每天靠吃一些野菜、树皮,维持生计。好多地方都饿死人了。后来才知道,本来奶奶要跟爷爷一块来的,但因为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,没有办法,只好带着三姑和四叔梁仁华、五叔梁仁国到胶东讨饭去了。家里有二叔梁仁义和三叔梁仁忠在家看家。

    爷爷到来后,父母就把床让给了爷爷睡,他们就在地下打起了地铺。当时,父亲和母亲在城里情况还好些。父亲每月供应粮食30斤、母亲是29斤,吃饭不成问题。

    当时正是“大跃进”时期,在“大跃进”中,高指标、瞎指挥、虚报、浮夸盛行,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,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,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。在农业上,提出“以粮为纲”,不断宣传“高产卫星”、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”,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;在工业上,错误地确定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,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“全民大炼钢铁”运动。

    1960年冬,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“左”倾错误,“太跃进”运动也被停止。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,初步总结了“大跃进”中的经验教训,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。

    以上是国家宏观层面对“大跃进”的描述。而对于每个具体的个人来讲,关于这场运动的记忆,似乎只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:饥饿。

    当然,那个时代也不仅仅只给我们留下了符号般的“痛苦”的记忆,那时代也自有其骨肉与血脉,是活生生的,是除去泪水之外也有欢笑与歌声的,例如“大跃进”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二倍多。例如经济、科技、国防、文教、卫生领域的发展都是在那一时期奠基、起步、突破的,例如我国的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、第一台每秒运算万次的电子计算机、第一艘万吨轮、第一套彩色电视机的接收系统等等,这类“第一”可以列出成百上千。

    也许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么一个细节:作为人们集中表达“大跃进”吹牛的一句典型口号:“15年赶上英国”,到1972年,我国煤炭、纺织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国。那么,从1958年到1972年,是多少年?这道算术题的答案是14年。

    更有过来人回忆,那时候每天放学之后,都要在城乡结合部设扫盲“路卡”,开展挖蝇蛹、除四害等活动,几千年来我国文盲占绝大多数的状况短短几年就发生了根本转变,肆虐几千年的血吸虫和其他很多传染病都在“大跃进”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因此他们认为,“大跃进”运动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亿万劳动人民的思想大解放,整个民族展现了几千年来从没有过的高昂精神面貌。

    诚然,历史不仅仅停留在文字上,也不仅仅在人们如发黄照片般的模糊记忆里,历史是鲜活的,是无数人用生命和精神写就的。即使身处怎样的灾难中,作为大写的主宰地球的“人”,也能顽强求生。

    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。无数人的共同记忆,构成了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的整体上的历史。

    历史不容割裂开来,但整体的历史的确往往淹没个人的喜怒哀乐,很容易被抽去血肉后,只剩下冷冰冰的骨骼。

    比如,在那个大跃进引起世界瞩目的年代里,有一对年轻人,却满腹忧愁,一点都高兴不起来,振作不起来。对于“赶英超美”的国家战略性发展目标,他们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为之热血澎湃,渴望自己能够为国家早日进入世界强国之林作出自己的贡献。

    但在此之前,他们又必须和所有人一样,先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。生存,这的确是个大问题。

    母亲所在的德州国棉厂,因为收不上棉花,大批工人被下放。母亲就是其中之一。

    刚刚因为生了个儿子而高兴的年轻父母,此时又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。

    夜,已经很深了,可他们四目相对,却最终无语。按过去的政策,子女的户口一般随母亲。母亲这一下放,按规定“下放三年回国棉”,我和母亲的户口可以继续落在国棉厂,但供应粮没有了。过去是三口人的粮食供四口人吃,还勉强度日;以后一口人的供应粮,要维持四口人的生活,是万万不可能的。

    还是母亲首先打破了沉默,对父亲说,你留在城里继续工作,我带着孩子回去。父亲说,分家后,他们弟兄五人每人分了颗大枣树,其他的啥也没有。老家现在是房没一间,地无一垄,孩子还小,这日子咋过呢?

    又是长久的沉默。最后,两人终于统一了思想,决定父亲也申请下放,全家一块搬回老家。如果三年后母亲回来,父亲就也跟着回来。

    1962年农历4月6日,这是个后来让我非常痛恨的日子。就是在这一天,出生不到半年的我和父母从德州市乘火车回到了故乡——禹城县马关屯公社梁庙大队。

    出生在城市,而且只有非农业户口的我,因父母的选择,从此,成为了一个农民。

    父母的决定可以说足深思熟虑的,但没有想到娃,此后搬回农村就再也没能回城。

    在他们看来,这一举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,更谈不上什么伤心、遗憾,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的留恋。

    当一个工人,还是当一个农民,在当时根本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。他们要面对更为残酷的生存现实。

    他们不会想到,只是因为他们当时看起来别无选择的这个选择,多年后却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人生困窘。

    不为别的,只为他们轻易放弃了城市户口,选择了回到家乡当农民。“农民”,在几千年的时间里,一直是这个国家最庞大的群体,“种地”,也是几千年来最稳定的一种职业。但是农民又意味着与城市格格不入的语境。

    多年以后,即便是我自己当兵离开了那片土地,在青春年华找对象的年龄,对从城市入伍的那些高贵、靓丽的女兵、女军官们,也只是想想而已。因为我时刻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,在部队提不了干还得回去像父辈一样种地。

    当兵后,有时为了虚荣心(年轻人好像都爱虚荣)和那点可怜的自尊,每当遇到不熟悉的人或者是为我接转电话的女兵们,我总说自己是德州市人。后来,跟我一块当兵的老乡还是戳穿了我的谎言,使我尴尬至极,但我还是强词夺理地说,在哪儿出生就是哪儿的人。我出生在德州市,不信你们去问问我的父母。尽管我与人家辩论,但我是心虚的。在中国衡量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的标准就是户口——你是非农业户口还是农业户口。

    城里人,乡下人,谁都没有选择出生地点的天然权利,然而那一纸户籍卡片,却的确重逾千斤!

    实事求是地说,我当初并没有想这么多。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:从我有了青春懵懂的意识后,我就一直在为逃离农村、逃离土地、逃离那纸令我遗憾、令我羞愧、令我抬不起头来的“农民”身份而努力着,争取着,直到我真正离开农村(提干),改变了地位来到大城市工作。

    而这,整整用了我十年时间!十年啊,一个人最可宝贵的青春年华,不是用在实现伟大抱负,不是用在追求卓越人生上,而是用在这么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。可见,一个人的出身对一生的影响有多大。

    但说实话,现在,当我在拥有了这么多年城里人的身份后,我又开始怀念农村、怀念起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乡亲们来了!不知道为什么,在钢筋水泥和高楼大厦包围的大城市里,在汽车的嘈杂、尾气的污染和人与人之间日渐疏远、隔膜、猜疑的现代都市里,我开始怀念起农村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坦诚、直率、热情,尤其那种“亲不亲,故乡人;甜不甜,家乡水”的乡土之情。

    有人说,现在的人们正在向土地回归。这么说,倒不是说人们在向往回到田间地头上去劳动,而是向往根植在大地上的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,向往那种简单而淳朴的田园牧歌式的悠闲生活。

    不知道哪位哲人说过,时间具有疗治伤痛和修饰过去的特殊功能。今天当我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,远远地回首在农村的生活,我不再记起那些酸楚和苦痛的岁月,相反,记忆的咀嚼里只留下甘甜。我不再记起与某某人之间的恩怨纠葛,却只觉得每一张脸孔都是那么纯真可爱。在记忆的梦境里,乡村的风,乡村的雨,乡村的夜,乡村的一草一木,都是那么温柔而多情,一派的如诗如画,田园风光。

    所以,如果再有人问我:是什么出身?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:我是农民出身,地地道道的农民!

    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轮回:当我是农民时,我拼命要标榜自己是城里人;而当我真的成为城里人,我又极力承认自己是农民了!也许,这正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农民不为人知的悲哀吧!

    C、名字的由来

    回到老家后,父母用“下放”补助的钱,在院中一个老爷爷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三间房。在这里父母先后生下了我的大妹梁祖荣、小妹梁倩倩;二弟梁祖平、三弟梁祖刚、四弟梁祖宝。

    在我一周岁生日的时候,到胶东讨饭的奶奶和大姑及四叔、五叔和三姑、四姑回来了,一家人快快乐乐为我过了个生日。尽管当时生活困难,奶奶和母亲还是张罗了一桌好饭;大姑、二姑各为我做了一身漂亮的小棉衣,三姑拿来了鸡蛋等。

    当大姑听说爷爷给我起的名字叫“可心”后,坚决不同意,说不好听。

    她思忖片刻说,还是叫“建国”吧!这名好听。多年后,大姑已经去世。我问母亲大姑给我起这个名有啥讲究吗?在我印象中,一般叫“建国”的是10月1日出生,因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。母亲说,没啥讲究。你大姑又没有文化,就是认为好听就是了。

    在场的人也都觉得叫“建国”要比“可心”大气、好听。大姑还开玩笑地说,少数服从多数。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,没有文化的爷爷也只好默认了。

    从此,我的乳名叫"建国"了。虽然没有什么讲究和寓意,更不会有人去追究。

    在我的生日宴会上,大家在桌上摆好了算盘、书本、油条等物品,让年幼的我去抓。按老家的风俗抓着某件物品,就代表了某种寓意。在众目睽睽之下,毫不胆怯的我伸手抓了一本书。村里一位有文化的人看到说“书中自有乌纱帽,书中自有颜如玉,书中自有黄金屋。好啊!这孩子大了肯定有出息。”他的这番话,赢得了大家一阵热烈的掌声。在每一个家庭里,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人头地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望子成龙”、“望女成凤”,就像当年他们的父辈对他们的期望一样。

    1963年农历12月23日,只差一天没能为我过上生日的爷爷去世了,终年63岁。

    死去的人永远离去了,但活着的亲人永远记住了这个日子。在我8岁(虚岁)的那年9月,有一天我与小朋友们正在一块玩耍。突然三叔梁仁忠来找我,说让我去上学。当时不知上学是啥意思的我,正玩得起劲,哪听得进去,说啥也不去。我在前面跑,三叔就在后面追,围着学校整整转了三圈,终于还是被三叔抓到了。三叔拽着我的耳朵说,国啊,不上学就没有文化,没有文化就和叔一样在家砸坷垃种地,长大了连个媳妇也娶不上。那时的我哪懂这些,就是不听。因为上了学,就不能天天跟小朋友们一块玩了。最后,还是在三叔的“武力”威胁下,背上母亲给我缝制的书包上学了。

    光阴荏苒,日月穿梭。30多年过去了,现在想起来切身感受到三叔当时的话,是多么令人深思,语重心长啊!三叔因为没上过学,在家里种了一辈子地,后来连个媳妇也没娶上,最后,才50多岁就孤苦伶仃地死在家中。我却当兵离开了农村,考上了军校提拔为干部,在大城市找了媳妇,并且调到首都北京工作。

    在这期间,在我工资只有50多块钱的时候,也给三叔捎过钱。但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微不足道啊!当我生活富裕了,能报答三叔的时候,三叔却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    2009年4月清明节,我从北京和母亲回老家时,又专门到三叔的坟上为他烧了好多纸钱。并且,我在心里默默地说“亲爱的三叔,您教育我的话我现在真正懂了,我感谢您!我在这里给您磕头。”

    现在孩子上学跟我们那时真是太不一样了。时代的变迁,翻天覆地地变化,令人感慨不已!我的儿子燕歌,以及三弟祖刚的儿子晟豪、四弟祖宝的儿子芃晓,他们在北京享受着优越的教育资源,良好的生活环境。他们在上学前就能背诵唐诗宋词、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。可我上学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,啥唐诗宋词都没听说过。如今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,其次,就是玩游戏;可我们那时上完学后,不是割草就是放羊,真是天壤之别啊!

    在那个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年代,父母对孩子还谈何教育?

    我还依稀记得我上学第一天,村里的张希英老师(后来晋升为禹城市副市长)问我叫啥名字?我说叫“建国”。张老师说大名呢?我摇摇头说没有大名,引起学生哄堂大笑。张老师没有笑。因为她也出生在农村,非常了解农村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状况。只见她思忖了片刻后说,你父亲是“仁”字辈,你是“祖”字辈,那就叫“梁祖国”吧!

    后来,人们都说这个名字大气、好听,现在看来不是没有道理。在我创作的电视连续剧《重返沂蒙山》在全国获奖后,军报编辑以我的名字为题,把对我的专访发表在报纸的二版头条;在我第二次到迟浩田首长家去看望他时(距第一次已经两年多了),他的夫人姜青洋军医说,首长好多老战友的孩子来过多次,名字总记不住,但你的名字我记住了,你叫“梁祖国”,名字很好记。

    此后,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我。 (责任编辑:admin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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